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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修辞转向”
及其“科学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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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的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修辞学转向”
，例如，HerbertW.Simons早在1990年就发表了《修辞学转向：探索行为中的发明和劝诫》（TheRhetori：IionandPersuasioo，UyofChicagoPress，1990）。
笔者在澳大利亚访学期间也接触到了科学修辞学问题的大量文献。
如何解释认知，用什么原则解释知识，是哲学的重大使命，是近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样也是后现代思想密切关注的理论热点。
在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提出“对称性原则”
之前的思想家，包括古代的和近现代的思想家，在如何解释知识问题上，存在一个漫长的思想传统，即用自然的原因解释知识的成功，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失败。
如果我们的认识成功地发现了真理，那是由于我们尊重了自然规律；如果我们的认识误入歧途，那是由于我们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制约。
我们可以把这种思想传统概括为认识论评价中的“双重标准”
：用不同的标准评价同类事物。
其中弗兰西斯·培根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在他看来，真正的科学来自于实验与理性密切结合，“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
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
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
他们花园和田野里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
真正的哲学工作也正像这样”
[1]。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呢？“因为没有什么谁像神化错误这样有害；然而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病症。
在这种虚荣驱使之下，某些近代的人正以极端轻浮的态度拼命追求这种虚荣，甚至竟想根据《创世记》第一章，根据《约伯记》以及《圣经》的其他部分来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
。
[2]培根还把这些病症归纳为四种假象：第一类叫做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做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做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做剧场的假象。
用自然原因解释知识的成功，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失败。
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柏拉图的“回忆说”
、托马斯·阿奎那的“两重真理说”
、洛克的“两种性质说”
、康德的“两种理性说”
，甚至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语言说”
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种思想传统的延续或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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