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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亚里斯多德的这种观念是一种“合理的偏见”
,它抬高了哲学却贬低了科学,这既是对哲学的误解也是对科学的误解。
就科学而言,即使在亚里斯多德时代,科学不仅能解释世界的现象,而且能探索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就哲学而言,从泰勒斯起,哲学家就企求对客观世界的本体作出最终的解答,但至今尚无成功者,无一种哲学世界观敢断言超越了科学世界观。
因此,亚里斯多德的两个教条——科学不能追问世界本体与哲学能够追问世界本体——都值得怀疑。
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因其自身的巨大进步而突破了亚里斯多德的两个教条。
牛顿写道:“(1)我们应承认,自然物的原因不过是那些既是真的又足以解释它们的现象的原因。
(2)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同样的自然结果用同样的原因去说明。
(3)物体的有些性质,既不允许夸大也不允许缩小,并且我们发现它们属于我们实验所及范围内的一切物体,那么这些性质就应视为无论什么物体都具有的普遍性质。”
[3]这说明,科学不仅能解释现象间的联系,而且能够超越这些现象去说明“自然物的原因”
以及“物体都具有的普遍性质”
。
这样,亚里斯多德关于科学不能认识本体的教条就被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所攻破:科学完全有能力追问世界的本体,科学有能力解决过去是由哲学来解决的哲学本体问题,这或许是牛顿把他的力学体系称之为自然哲学的原因。
牛顿力学的成功把哲学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既然科学具有认识世界本体的能力,那么,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尚有哲学存在的余地,哲学的使命又是什么?经过近代哲学家的探索,特别是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思想实践,哲学逐渐放弃了关于“世界是什么”
的追问,转而思考“如何认识世界”
这一认识论问题。
“作为哲学,它决不能同数学相比,尽管它有它全部的可靠性。
因此,对这两种科学之需要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另外一种科学——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来说,是实在的;但是如果仅仅就形而上学本身来说,它又是辩证的、虚假的……这样,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及一切方法。”
[4]“我之所谓批判……泛指所谓理性能力而言。”
[5]“当理性应用于现象之客观的综合时,则情形大异。
盖在此领域中,不问其如何努力建立其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原理,且既有伟大(虽属幻相)成就之表面现象,亦立即陷入其所不得不陷入之矛盾中(在此宇宙领域中),以终止其任何此中僭妄之主张。”
[6]这就是说,人类理性在追问世界本体问题时即陷入背反之中,世界本体或许存在但不能被理性所把握。
至此,亚里斯多德的第二个教条——哲学能够认识世界本体——被证伪了。
这样,牛顿和康德对人类认识重新进行了分工:科学去认识世界(既认识世界之现象也认识世界之本体),哲学则退出认识世界之路,专司理性批判之职。
如果说康德和牛顿从正反两个方面否定了哲学的世界观意义,那么,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念为原本重新恢复哲学对科学的优先地位以及哲学的世界观本性。
“思辨科学与别的科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样的:思辨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加以承认与利用,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哲学和科学的区别乃在于范畴的变换。”
[7]这样,黑格尔先用他的理念范畴对经验科学进行了一次重建,然后再把这种被重建了的经验科学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之中,成为其哲学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充满了辩证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黑格尔的这种探索是一个复归,是向哲学与科学共存在于同一知识母体的古代认识的返祖。
现代哲学分三条思路展开,但每一条思路都是以哲学的非科学化为其逻辑起点的。
第一条思路:马克思主义崇尚科学,“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幼稚行为”
[8]。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局限在科学的优先空间里,“尽管他(指马克思)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9]。
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体系,而是一个历史范畴。
哲学观不是建立在科学观上而是建立在历史观上。
第二条思路:人本主义也坚信哲学对科学的超越意义以及哲学与科学的严格区分。
柏格森认为:“实证科学所固有的活动就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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