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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欹正、方圆、争让、动静等矛盾相互变化，互为依存，给人以和谐、自然、统一、平衡的韵律感。
在章法上，每枚书写两行，纵贯行气，横画齐平，每行各有气势，相互照应，右行字形小处，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横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真乃布白比汉印、章法启行草，其风采神韵为其它简牍所少见。
2.两汉碑刻书法
两汉碑刻隶书，是隶书艺术的最高成就，所谓汉隶，主要便是指汉代碑刻隶书。
同时，汉代碑刻隶书也是今文字书法发展演变的源头，标志着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此期碑刻，现今尚有200余种，有的原石已不存，仅留拓本。
西汉刻石文辞简短，多数还没形成碑的形制，其功用中的礼仪文化色彩远不能与东汉碑刻相比。
刻工时用单刀冲刻法，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精美华丽的作品几乎没有出现。
在布局上，时用竖线界格，人为地把扩充了的书刻空间缩小了，似受简牍书写习惯所拘，这也与很少用界格的东汉碑刻不同。
《莱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就是比较典型的界格西汉刻石隶书。
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出艺术的光彩。
东汉碑刻至今还存100多种，大多集中在山东，尤以曲阜孔庙里的碑刻群最令人注目。
又大多为桓、灵两帝时所立，书风各具特色、灿然可观，被世人奉为隶书之极则。
就两汉隶书碑刻的风格而言，历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如朱彝尊把汉碑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类；王澍则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康有为则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这些分法各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不足。
结合上述观点，我们大致可将汉代隶书风格划分为三类：
一、方拙朴茂，峻爽凌厉类。
这类汉碑有《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刘熊碑》等。
二、典雅凝整，法度森严类。
这一类汉碑根据笔法又分为两种，内劲类如《礼器》《史晨》《乙瑛》《华山庙碑》《娄寿碑》《张景碑》《朝侯小子残碑》等；灵动飘逸类如《孔宙碑》《尹宙碑》《韩仁铭》《仓颉庙碑》《孔彪碑》《曹全碑》等。
三、奇古浑朴，诡谲多变类。
这类碑刻有《夏承碑》《祀三公山碑》《鲁峻碑》等。
（1）隶意初现的《五凤刻石》
《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刻石（图6-13）。
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即五凤二年）刻，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钓鱼池。
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
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
刻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
，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
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
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
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
此刻石字数不多，但体现出的艺术信息却是极为丰富的。
其线条浑厚圆润，有篆籀气息，高古凝重，品位远接三代；其结字舒展自然，收放自如，大气浑朴而毫无粗糙之感；历经岁月所形成的斑驳之气更增加了此件刻石的神秘意味。
此碑上接先秦篆字之古雅，下启两汉隶书之奇肆，诚为两汉刻石之瑰宝。
图6-13
（2）引篆为隶的《祀三公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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