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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2）刚劲挺拔的《仪礼汉简》
《仪礼汉简》（图6-6、图6-7）是《武威汉简》中最出众者，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武威县磨咀子发现的一批竹、木简。
共出土了480枚木简。
除11枚简为日忌、杂占内容外，其余469枚均为《仪礼》简，纵55厘米，横0.8厘米，九篇共计27298字，抄录了完整的《仪礼》文章。
简文用毛笔所书，大多墨迹如新。
每一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篇题、页码和顺序。
根据其《日忌简》推断，大约为西汉成帝时期（前32—前7）所作。
图6-6
图6-7
该简从字形结体上打破了左右均匀的对称格式，巧妙地将字的重心移到左侧，波磔之笔突出，与之取得平衡。
在用笔时，中、逆、侧锋交错，使用自如，笔锋的转换不露痕迹，多数字以藏锋起收，中锋行笔十分明显，波磔规范而又美观，线条劲健而富弹性，笔法迅疾而又奔放。
特别是一些笔画往往出锋收笔，致使一些“撇”
“钩”
“捺”
等呈现出类似楷书的书写效果。
结字重心左移，通过右伸的横波取势，在欹斜中取得平衡。
它的章法也处理的别具匠心，在狭长的简片中压扁字形，拉大字距，使得瘦长的简和扁平的隶书及简上的垂直木纹与扁平的字形形成了强烈的纵与横的对比，构成疏密相间的节奏韵律和幽深之中的空远效果，形成了礼仪简册书法特有的风采和空灵的意境之美。
而其圆活的用笔和使转特征也极具有隶书过渡时期的特征。
《仪礼汉简》无论从其文字学角度、历史角度还是从书法艺术角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研究汉代隶书特别是西汉初期的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秦汉承转的马王堆简牍、帛书
1972年至1974年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帛书，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到汉文帝之间（前206—前168），其中包括《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其中《易》与《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被认为是这些书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大量的方术文献有助于了解汉初的占卜、星相、医术、**等内容。
因帛书的字体接近于汉隶而别具一格，被书界称为“马王堆体”
。
同时出土了一大批遗策简牍，其书写大多笔画不求均匀，疏密不拘，粗细长短等皆自然随意，篆隶偏旁多有混用，天然率真。
马王堆简牍、帛书在继承了秦小篆中锋运笔、古朴厚重、婉转通畅的基础上，对其用笔方法和结构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与创新，进一步发展了秦以前旧有的隶书书写规范，明确出现了点、挑、波、磔等笔画，字形亦基本具有了以方正为主，横向取势的风格特征。
马王堆简牍、帛书已基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运笔基本沿袭了秦篆中锋的特点，但更加灵活多变，点、挑、波、磔成为其主要笔画，已初步具有了规律性的起伏与挑法，横画运用切锋，方起尖收，左右波磔对比明确，一波三折的运笔特征已较为明显。
二是书写中仍存在篆隶偏旁混用的现象，但就其字形而言已较之前期秦隶如《云梦睡虎地秦简》《秦效律简》等更加规范，结体方整，横向取势也已初现，大量的方折代替了小篆的圆转，较小篆的流畅华美，更显得质朴简练，纵向线条的缩短使字形更加的紧凑集中，从而带来了极具动态的视觉效果。
三是章法的成熟。
字形横向的结体与纤长的简牍形成对比，一改秦篆中均匀、平和的布局方式，字距拉大，形成疏密的鲜明对比。
在这些独特的共有风格的基础之上，简牍与帛书因受书写材料的影响还略有差异。
以《周易》（图6-8）为例，相较于马王堆一号汉墓简（图6-9），没有了单行书写带来的空间分割，其笔意、行气、布白以及章法更加统一、完整，由于绢帛吸水性好，相交于简牍，其线条更具有劲涩与立体感，使得帛书整体上看来，少了简牍的凌厉，多了几分平和隽秀，更加生动的传达出书写者的神情态度与笔墨神韵，如康有为描述的那样：“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而通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晋砖汉瓦而得其奇，酝而酿之，浸而**之，神而明之。”
[19]当然，这并非说帛书的艺术价值就高于简牍书迹，由于书写材料的珍贵，书写者在使用绢帛书写时，难免会受到一定心理上的拘束，缺少了简书中那份自然天真的灵性。
图6-8
图6-9
（4）平和精熟的《居延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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