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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老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也令学生深为感动。
我的学问虽然距老师甚远,但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学到了一点。
我自70岁以后,屡有“封笔”
之念,但每一想到几位老师年已八九十岁仍著述不断,就憬悟起来,于是继续学习,并时或写点小文,虽无佳作,一砖一瓦之用如能起到,日子就不算白过了。
[5]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齐先生是怎样认识他的老师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的,是如何学习他的老师们的“治学精神”
的,而这些“家学”
传承又是怎样影响到他的治学道路并成为一代名家的等问题,这不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所应关注的问题吗。
值得注意的是,齐先生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小说、日记、序跋与回忆录等多种书面文字之史料价值的论述,不论是类例还是鉴识,以及征引之丰富,分析之细致,结论之精辟,都把相应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家学”
造诣。
又如刘家和教授是研究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的名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致力于世界上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并广泛阅读中国先秦时期典籍,积累了丰富的“别出心裁”
,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致力于中国先秦、秦汉史的教学与研究,同时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史研究的进程,进而开拓中西历史、史学与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刘先生的《古代中国与世界》[6]《史学经学与思想》[7]以及他为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撰写的第九章《中国与世界》[8],是史学界所熟知的名作,他的《一多相济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导论〉》这一宏文[9],进一步展现了作者鸟瞰中外历史的恢宏视野。
同样,刘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风格,也是中国史学史所应当研究的。
当然,像齐、刘二先生这样的学者,还可以举出许多。
从史学现象来看,这里也举两个例子用以说明上述问题。
例如,近年关于“全球史”
问题的讨论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创办了《全球史评论》[10]。
《全球史评论》发表了中外学者关于“全球史理论与方法”
方面的文章,虽然多从史学着眼,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对当今世界历史的认识。
从中国史学来说,这涉及当今中国史学家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问题,关注他们在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代表性著作,自应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围之内。
又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同行,近十多年来兢兢业业致力于国外“中国学”
研究,十分重视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发展趋势的理念,提出从“区域性和国际性”
着眼,可以逐步认识这一发展趋势。
他们指出:围绕全球史学的“区域性和国际性”
这一主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认识全球化过程中全球与区域、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等的关系。”
“二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里包括两个维度的思索:首先是历史编纂学如何更好地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日趋‘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其次是世界史学和各国史学未来的走向与关系如何。
在世界史学史上,各民族的史学都曾经历了长期的独立发展,直到近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展,才形成了日益密切的相互联动。”
[11]大致说来,前者是历史问题,后者是史学问题。
中国学者在这两个层面上,尤其是在第二个层面有何种认识,在历史编纂学上做何种处理,对世界史学和中国史学的未来走向做何种判断等,也都是中国史学史必须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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