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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并骛”
，不正是说的“多途发展”
吗？如此看来，刘知幾当时所面对的“近古”
以来“斯道渐烦”
“殊途并骛”
的史学，要对它做出评论，谈何容易！
但是，刘知幾做到了，他的《史通》一书流传至今，仍是史学工作者不可不读之书。
那么，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是否也遇到了一个新的史学“多途发展”
的形势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个“多途发展”
的史学还应当上溯到近代。
大家都知道，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不能不研究魏源、黄遵宪、梁廷枬、徐继畬、王韬等人关于外国历史的撰述，因为这是中国史学自觉面向世界的开端。
如果说，我们现在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还能够比较详细地阐述魏源等人的史学活动，还能够大致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炳松、周谷城、齐思和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之研究的话，那么，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之研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中的分量似有日益削弱的趋势。
这种趋势表明，当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和撰述内容，已明显地滞后于当今中国史学之“多途发展”
的形势，这是当今中国史学史学科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当然，中国史学史学科（或专业），其研究对象首先是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史学的研究，这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史学的研究，无疑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内容，正如同国外的“中国学”
本是国外学术的一部分。
对此，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应当有自觉的和明确的认识。
概括来说，这一认识是否可以做这样的表述：对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研究的研究，自应包含在中国史学史的范围之内。
如果这一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当今中国史学所面对的史学“多途发展”
的形势就十分清晰了。
首先，从中国历史著作来看，按照通常的说法，有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专史、专题考察、历史人物等，这是几项大宗。
其中，通史和断代史（或朝代史）的著作层出不穷，专史、专题考察的著作种类繁多，历史人物评价和人物传记更是不计其数。
近年来，我们强调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从类型上看，一般都在上述范围之内，但也各有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困难，而目前所做的仅仅是开始。
最近二三十年来，有关社会史和区域史的著作不绝于时，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新气象。
他如史学遗产中的方志、野史、笔记、家乘等，在中国史学史的撰述中亦应占有相应的位置。
对此，尚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中国史学上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领域，是由“史”
的研究向“论”
的研究的提升。
当然，史与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加强“论”
的研究是继续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
最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一书，史学界的师友们给予很多鼓励。
但我深知，这方面的研究也仅仅是开始，需要发掘、梳理、阐述的问题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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