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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郑樵的《通志·总序》对“会通之旨”
“会通之道”
的阐发，以及他对《通志·二十略》的论述与撰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知识结构上的通识，其中自亦包含着学术思想上的渊博与睿智。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提出了“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
两个历史命题，正是他的“通识”
的一种反映，如无贯通的思考与见识，是不可能提出这样重大的历史命题的。
那么，何以“不相因”
？何以“实相因”
？切切实实回答这两个命题，或者这对两个命题做合理的辨析，也正是提炼历史智慧的过程。
清代史家王夫之在解释他所理解的《资治通鉴》的“通”
的内涵时写道：“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
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13]在王夫之看来所谓“通”
，包含着治国、治民、治军、治身、治学及人生价值观等，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通识，自亦包含着与此有关的见识与智慧。
通识是通向智慧的路径，中国古代史学家多倡导通识，反映了他们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重视历史智慧的凝聚，以及这些经验与智慧在现实历史运动中的价值。
不论是从学理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发掘、梳理和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任务。
[1]原载《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页。
[3]王充：《论衡》卷一十二《谢短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6页。
[4]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37～2538页。
[5]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6]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7]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8]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9]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0～346页。
[10]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11]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歧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12]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13]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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