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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视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历史撰述的两种模式。
刘知幾在详论“古今正史”
的同时，又在《杂述》篇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骛”
。
他总结了十类“偏记小说”
，认为它们是对“正史”
的补充，反映了他对史书表现形式之辩证发展的朴素的辩证认识。
中唐时期，杜佑撰《通典》巨著，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写出了第一部结构严谨、规模宏大的典制体通史，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
的格局。
《通典》的巨大影啊和众多续作，使典制体史书卓然而立，成为中国史书的又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通典》从典章制度的制订、演变，探讨它对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全面地突出了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历史认识上有重大意义。
《史记》和《通典》都足以证明，史书体裁绝不仅仅是史家对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这也是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一个方面。
晋唐之际数百年间，史学家们对编年、纪传二体孰优孰劣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余波所及直至宋代。
尊《春秋》《左传》者，指摘司马迁改变了圣人为史之体；崇《史记》《汉书》者，备言纪传体存在的必要。
刘知幾《史通·二体》篇，分别指出编年、纪传二体的长短，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在二体孰优孰劣上持公允的态度，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回答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
唐后期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一文，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他指出：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
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
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
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
故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2]
他认为编年、纪传二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史家发挥其专长创造出来的，因而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
同时指出，衡量“良史”
的标准是“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
；达到这个标准，不论在表现形式上是纪、是传、是编年，都应当予以肯定。
皇甫湜认为，纪传体史书的出现，克服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
的不足，有利于史书的“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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