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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录》跟《资治通鉴》相比，除了部帙上的悬殊而外，还有两个不同之处。
一是《稽古录》包含的上限和下限都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尤其是《百官表》这一部分，简述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百余年史事，反映了司马光对本朝史的一些看法，是《资治通鉴》所不能代替的。
二是《稽古录》的史论即“臣光曰”
，一般不是就一人一事而发，而是对某个皇朝历史之得失盛衰的总结，可与《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互为补充。
因此，阅读《资治通鉴》，最好能以《稽古录》相对照、相比较。
是书，近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各有点校本行世，足资参阅。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晚年官至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
《宋史》本传称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
。
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为后世所诟病。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进取精神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经验的冷静思考，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今天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仍然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智慧和可贵的现实教益。
[1]本文是作者为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所撰写的序文，见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1990年5月出版。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3]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3～434页。
[5]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6]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8]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不载文人》，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85页。
[9]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6页。
[10]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1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3～1084页。
[1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1页。
[14]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7～1481页。
[15]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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