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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治通鉴》作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它在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总的趋向上是倾向于保守的。
不论是以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去跟司马迁相比,还是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司马光去跟王安石相比,都是如此。
这种保守的倾向,主要反映在《资治通鉴》的史论“臣光曰”
中。
如《资治通鉴》开篇所记的第一件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
事实上,是魏、赵、韩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
在这个记载之下,司马光写下了本书的第一篇史论“臣光曰”
,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又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
他批驳那种“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
的看法,“是大不然”
,认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
他进而提出对战国时期总的历史形势的看法,就是:“乌呼!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司马光开宗明义即以纪纲、名分来规范历史,解释、评价历史,把历史演进、社会秩序一概归于“礼”
,又把天子视为“礼”
的执掌者等。
在距离战国时期1000多年后,他还这样看待那时的历史变化和政治形势,实在是太保守了!
这跟他盼前辈们如司马迁、杜佑、柳宗元等之以“势”
与“理”
来说明历史的进程相比,也相去太远了!
对于《资治通鉴》所记的第一件史事和司马光所写的第一篇史论,胡三省在为其作注时,是一语道破了的。
他认为:“《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当然,《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也不乏精彩之笔,不无真知灼见,这要做具体分析,不应作绝对的看待。
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司马光所撰的另一部历史著作《稽古录》。
这部只有20卷的编年体史书,部帙上约当《资治通鉴》的十五分之一,上起远古,下迄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其下限距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成书表进仅18年。
曾有一些论者认为,《稽古录》是《资治通鉴》的缩写本,这是一种误解(司马光确有《资治通鉴》缩写本,即《资治通鉴举要历》80卷,因刊布未广,已佚)。
从司马光的《进〈稽古录〉表》来看,此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其撰述顺序是:“三晋开国,迄于显德之末”
,名曰《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乎熙宁之始元”
。
各曰《百官表》,亦称《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而上,乃抄撮旧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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