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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传》实际是用了纪的体例，先是西汉纪年，后是新莽纪年，用以记述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
《汉书》的表、志更能反映它的贯通与博洽。
《汉书》八表对《史记》汉代诸表有继承，也有发展。
如《外戚恩泽侯表》，是与《外戚传》相配合的，它们揭示了外戚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
所增《百官公卿表》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与职官年表的结合，其中官制部分开后代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志的先河。
《汉书》还首创《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和九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总备古今之略要”
，目的在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
。
《汉书》十志包含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它们对《史记》八书也有许多新的发展。
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为《汉书》所创。
《刑法志》意在说明“刑罚不可废于国”
；《五行志》以大量篇幅记载天象、吉凶，以证“天人之道”
，但也记载了许多有意义的自然现象，有科学史的价值；《地理志》首次记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和地理沿革、山川形势、人口分布，是班固的力作。
《艺文志》是学术史专篇，它继承了刘向、刘歆的成果，记载了汉皇朝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情况，以及汉代学者在撰述上的成就。
这些，对后来正史的撰述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食货、地理、沟洫、刑法、艺文五志，涉及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它们都贯通古今，是专史撰述的滥觞。
《汉书》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及其逻辑结构，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了它的“上下洽通”
。
班固在《汉书·叙传》结末时写道：“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
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
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
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
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大致说来，这以皇帝、百官、侯王及有关政治设施为中心，以天地、阴阳变化为准绳，以地域划分、经济生活、人事活动为依托，以《六经》统率百家学术而备典籍文章，反映出班固对历史的认识和表述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观念。
尽管它跟客观历史的逻辑有很大的距离，但这毕竟向着整体的历史认识前进了一步。
强烈的皇朝意识和正宗思想是班固政治观、历史观上的突出特点。
他撰《典引论》《两都赋》，他参加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的会议，并受命撰集《白虎通义》，在经学与神学结合并使之法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跟《汉书》宣扬“天命”
割断秦、汉历史联系，不承认王莽新朝的历史地位，是一致的，从而同《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思想大异其趣。
班固以说教的口吻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36]。
这表明《汉书》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在“是非”
“大道”
的标准上跟《史记》也不尽相同，而倾向于保守。
《汉书》创造了记述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上下洽通，详而有体；由于班固在《汉书》中反映出来的自觉的皇朝意识和鲜明的正宗思想，符合封建皇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因此《汉书》成为后来历代正史撰述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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