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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贯穿着历史变化与历史进化的观点。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不只是“通古今”
，还要于“通古今”
中考察历史的变化。
他继承《易经·系辞》中穷、变、通、久的思想，用以解释历史现象，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历史认识。
这在《史记》八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作《礼书》，是要“略协古今之变”
；他作《律书》称赞太公望、孙武、吴起对《司马法》“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
；他作《平准书》，阐述经济现象，而落脚于“以观事变”
[24]。
他称赞秦国的统一，“世异变，成功大”
，批评不肯承认这一事实的人“与以耳食无异”
[25]。
他肯定汉初国策有“承敝易变，使人不倦”
[26]的积极作用。
最后，司马迁提出了“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
[27]的历史命题。
他在这一认识上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
他虽未能完全跳出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但对于盛衰之变已着重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斗争中来解释：“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28]他甚至认识到：这种变化，“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29]这是接近于把社会变化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认识了。
因此，他以历史家的冷静态度指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在历史哲学上的唯物的、辩证的倾向，以及他提出的一些范畴、概念，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的严肃态度和实录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班固援引名家之言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30]当代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人李约瑟博士，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而对司马迁进而对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做了这样的评价：“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
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
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
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
[31]上面这两段评论，大致论定了《史记》的实录精神的历史价值。
当然，《史记》的记事也有瑕疵。
三国蜀人谯周（201—270年）“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
。
后司马彪（？—306年）又据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出土之战国佚书《竹书纪年》（当时称《纪年》），“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
[32]。
这对于《史记》所记史事的考订和辨析是有价值的，可借二书久佚，今只有《古史考》辑佚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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