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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构成。
本纪，十二篇，含五帝、夏、殷、周、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这是全书表述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的总纲，意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阐述兴亡盛衰大势。
表，十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迄于太初，略远详近，断限明确，意在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
的问题，对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明载其发生的年月。
书，八篇，有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历法、重大祭祀、地理环境、经济政策等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内容，意在明其“损益”
“改易”
之道，“承敝通变”
之迹。
世家，三十篇，记诸侯、封国的历史及其与王朝或皇朝的关系，也记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重大贡献的人物的历史。
列传，七十篇，是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的各阶层代表人物立传。
这五种体例，在先秦史书中都有萌芽，经过司马迁的继承和创造，使它们各自成为一种规范的表现形式而结合成一个彼此补充、相互依存的整体，是司马迁的创举。
司马迁自称撰写《史记》要“成一家之言”
，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这个创举，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深刻的理解和整体的认识，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能。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评论《史记》的结构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17]这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待《史记》的结构。
近人梁启超从历史观念上来看待和评价《史记》的结构，他认为：《史记》以前的史书，只是反映了史家对某一局部历史的认识，“《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
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
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
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
《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
[18]。
司马迁撰《史记》，依据大量的先秦历史文献和汉兴以来的官府档案文书。
他说他“纟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又说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
，又说他“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19]。
司马迁在《史记》的许多篇的后论中，常于“太史公读某书”
“余读某书”
“余观某书”
之中，道出他所参考、所依据的种种文献。
所谓“厥协”
“整齐”
，是在对大量历史文献做全面考察基础上的综合运用。
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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