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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正史和野史1(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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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简单的看法,于是写出了这样一字千钧的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鲁迅越到晚年,对正史也越为重视。

1932年8月,他在《致台静农》信里写道:“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预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

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深邃的目光和敏锐的思想,亦颇得力于历史的启迪。

第三,鲁迅对正史的这个认识和分析,确实很高明。

按照鲁迅的意思,历史上原来“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的,人们若能抹掉那厚厚的“涂饰”

,淘汰那层层的“废话”

,则可“察出”

“灵魂”

和“前途”

的“底细”

来。

鲁迅从“正史”

中,一方面看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

,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中国的脊梁”

的光辉。

鲁迅对待历史遗产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批判精神,以及他把“脏水”

和“小孩”

严格加以区别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只引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证据,是不妥当的。

[1]原载《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

[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0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7页。

[4]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6页。

[5]然《史通》卷十《杂述》篇失于过“杂”

,不如《隋志》“杂史”

类论列清晰,且地志不应入于杂述,异闻似应归于小说。

[6]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

[7]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概述》,载《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5期。

[8]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8页。

[9]昭梿:《啸亭杂录》卷二“金元史”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页。

[10]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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