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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六，提出了“史德—心术”
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
说，把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13]第七，提出了“临文必敬”
“论古必恕”
的文史批评的方法论原则。
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14]这是关于知人论世的精辟见解。
第八，总结了史书表述在审美方面的理论，提出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
[15]等文字表述的原则。
第九，提倡“别识心裁”
“独断之学”
的继承、创新精神，强调在认识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
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此谓之“心裁别识，家学具存”
。
[16]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的成就。
总的来看，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古代史学得失的过程中，继承、发展了前人的一些重要见解，其主旨多在于他说的“史意”
，极具启发性，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和终结的标志。
（三）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成就
1902年，梁启超继上一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
的构想，后者着力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
作者自称“新史氏”
，倡言“史界革命”
，意在创立“新史学”
。
这两篇文章，是近代史学家批判古代史学，为“新史学”
开辟道路的标志。
梁启超的《新史学》，讨论了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功用，史学与“他学”
的关系，对“中国之旧史”
的批判等史学上的重要问题。
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
这些新的理论，在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史学”
事实上成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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