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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关于史家作史的道德规范《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
“曲笔”
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君子之德”
和“小人之道”
在史学上的反映。
从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
与“曲笔”
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
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
，曲笔导致“诬书”
，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
《史通》一书讲到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而《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刘知幾对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他在《史官建置》篇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由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人们才能了解历史，认识历史，看清善恶是非，才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
，由此可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
这就道出了史学功用之广泛的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
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
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
说。
他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
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联系，[6]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新的升华。
从上引刘知幾强调“君子之德”
来看，他的“史才三长”
说是包含了为史之德的。
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二）关于《文史通义》的理论成就
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是清代章学诚。
他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其中也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名篇[7]。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继承、发展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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