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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世风俗”
都有所论述，他还引用他人的话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
[2]当然，他讲的是广义的风俗，包括各方面的社会风气。
钟先生提出的用民俗学研究民俗，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他从这个高度，肯定历史文献的价值，提出“民俗史”
和“民俗学史”
的概念，并提出和建设起“历史民俗学”
。
我对于钟先生的学问，对于钟先生的这些高屋建瓴的看法，觉得距离我越来越近，也越来越亲切了。
我还要好好地读书，同时要读钟先生的书，因为钟先生的书跟中国史学史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要用学术前辈的成果来推进历史学的学科建设。
第二个问题，是老一辈学者所提出的，建设某一个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的想法。
钟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他在这个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从我们历史学来讲，也是这样。
在老一辈学者中间，像侯外庐先生、尹达先生、白寿彝先生，他们都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都付出了努力。
l993年，白寿彝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论述了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重要内容，反映了他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学派的一些思考，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反映了什么气势？我想，这里面有一种学术上高度的自觉和自信，这在今天尤其重要。
反思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近些年来，大概有20年，受外国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启发很大，获益不少，但冲击也很大。
比如，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叙事学等。
就以所谓“叙事”
来说，在中国，最有资格讲叙事的，就是史学。
中国史学不仅有重视叙事的优良传统，而且有阐述“叙事”
的理论，刘知幾《史通》中就专设《叙事》篇，章学诚《文史通义》中也有一些论述叙事的名篇。
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树立自己的旗帜？这就同我们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够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一些场合呼吁这个问题，中国有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写这方面的文章和专门著作。
我的想法是，只有把中国的史学传统概括出来，把其中好的地方、有价值的地方讲清楚了，才能够和别人有一个交流的前提。
总之，钟先生所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问题，意义非常重大。
不论你在哪个领域里治学，都要具有建立中国学派的意识、勇气和信心，从而反映我们中国学术文化的特点，展现中国的风格。
在今天的会上，看到几个国家级出版社为钟先生出了这么多书，包括《钟敬文全集》这样的巨帙，感触很深。
我知道钟先生笔耕一生，非常勤奋，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著作留下来，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将来我们都应该好好地研读，从中汲取在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营养。
我不是研究民俗学的，讲的可能有一些外行话，但我还是感觉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在继承钟先生的学术遗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能够向前推进，有所创新。
今天来参加会的老先生不少，有的都80多岁了，这说明钟先生在学术上、在人格上的感召力。
钟先生是令人钦佩的老一代学者，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1]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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