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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下，人们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和论述日渐丰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如司马迁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31]通过史书认识历史，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作为自身行事的参考，这是司马迁对史学功用的认识，也是中国史学上较早提出如此明确的史学功用的理念。
司马迁所撰《史记》的内容包含“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
[32]的各方面史事及各阶层人物；他著史的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
其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
[33]。
司马迁的这一史学体系，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又如唐代史学家杜佑著《通典》二百卷，其撰述宗旨和撰述目的十分明确，即“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34]。
“人事”
是指历代制度，“群言”
是指前人对制度的评论，“将施有政”
是表明以此书作为自己和后人从政的参考。
史学的经世致用宗旨，在这几句话里表明得极为清晰，同时显示出史与论的密切结合。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通典》九门内容在编纂上的逻辑结构，反映出了作者对国家职能和当时社会结构的深刻认识[35]，即对于食货、选举、职官、礼、兵、刑、州郡、边防在编次上的合理处置。
杜佑《通典》的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典制体史书中成为典范。
杜佑在《通典》中撰写的史论，有序、论及“说曰”
“议曰”
“评曰”
[36]的多种形式并综合运用于不同含义，在中国史论发展史上，亦属首创。
再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宗旨和目的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37]突出“国家盛衰”
“生民休戚”
这两件根本性质的人事，反映了史学家的宏大气度和忧患意识。
这一编年体史书体系经后人不断研究，形成了一门“《通鉴》学”
，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再如清人龚自珍作为文章家、诗人和史论家，并未形成自己的史学体系，但是他关于史学功用问题提出了两个涉及史学本质的论点，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是“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38]，“道”
是道理，亦是原则；史对道是如此重要。
二是“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39]。
忧患意识是上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下至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品质，而“良史之忧”
极具历史感同时代感相结合的启迪意义。
龚自珍论史学的功用是对史学本质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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