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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认识社会同史学的辩证关系，即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而一定的史学又反作用于这个时代；同时，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又有独立存在并影响当世与后世的特点和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史学史的基本方向。
准此，则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常常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认为史学同意识形态无关，同政治无关）。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所谓严肃的治史宗旨，亦即由此而确立。
第二，理论修养有助于在宏观把握下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恰当定位。
以全面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
历史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当然，这是必须具备的研究能力）；但是，如果对于这一具体研究得出不恰当定位，则又损害了其研究所得，而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途径，是要求研究者对历史或史学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把握或宏观的视野，给研究得出一个恰当的定位，使其具备应有的说服力。
恩格斯曾这样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
[20]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当我们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首先要关注与这一具体问题相关联的事物的整体“画面”
，然后才有可能考察这一具体问题在整体“画面”
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动态。
为了做到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有一个传统的方法，即做学术编年或资料长编，这样做往往还会有意外的收获：除了为某一具体研究问题做比较恰当的定位，使其具有开阔的视野，避免就事论事或评论失当，从而具有相应的学术品位外，同时，还会在宏观把握中因注意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理论修养有助于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又一个基本方法论，运用这一方法论的原理和要求，可以帮助人们学会用发展的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各种事物，进而认识事物演变的规律。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后来读到章学诚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从《尚书》讲到《春秋》《左传》，从《史记》讲到《资治通鉴》，最后讲到《通鉴纪事本末》，认为这是“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
[21]的演变过程，这里就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又如刘知幾继承前人的思想，强调在史学批评中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22]，也包含着鲜明的辩证思想。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中国历史进程，往往可以从中抽绎出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如白寿彝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论断，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的历史进程同中国封建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的论断，刘大年和白寿彝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存在着朴素的唯物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思想的论断等，都从理论上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认识。
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对进一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有重要的启示。
第四，理论修养的提高和对研究对象整体的关注，自会促使研究者从宏观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把相关领域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的阶段。
以认识中国史学为例，如关于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自觉、关于国家起源的“猜想”
和描述、关于多民族发展途径之差异的原因、关于历史进程中诸因素的“相因”
与“不相因”
的分析等，这些从前人论述中概括出来的问题，“逼迫”
着我们以恢宏的视野看待中国史学，去思考，去探索，从而对中国史学不断产生新的认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新史学”
的倡导，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以及国外史学的理论、方法论的引进，都首先从理论上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当今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仍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理论的不断提高，才能推动史学的不断进步。
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对理论修养倾注更多的热情，这不仅关系到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史学前途，更关系到中国史学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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