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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是他撰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
应当承认，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是一位伟大的继承者和开拓者。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至今，8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赞成、反对还是“修正”
他的学术见解的人，无不受到他的理论、方法和见解的影响与启示。
这充分表明，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已有一些历史学家编写出了中国通史，但是像范文澜那样，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对自己编写的中国通史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并做出自我批评的史学家[17]，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人，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
他们的理论著作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等，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一简要的思想历程表明，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确有重视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一传统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其总的趋势却是贯穿古今的。
二、理论修养的三个层次
当今我们所讨论的史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可否着眼于这样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论，现阶段的史学工作者还是要努力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和运用，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历史进程，也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
其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是非得失，经验与教训，自是客观存在，这就需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明白得者有何价值，失者有何危害；真正认清这些问题，就可以避免绝对肯定和完全否定的偏向，使今天强调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不会成为一种空谈，更不会成为教条主义的翻版。
因此，这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清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都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有关，属于第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的理论问题。
第二个层次的理论是专业基础理论。
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理论，从历史学来说，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来说有何功用，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编纂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同历史编纂的关系、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都是历史学的学科基础理论。
当然，在这个层次中，包含着几个更细致的层次，如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关于历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的认识以及关于史学工作者自我修养的认识等。
对于这些问题，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年）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与论述。
20世纪60年代，翦伯赞结合当时历史学界的实际，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962年）这两篇被称为“纲领性文献”
的论文，把专业理论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专业基础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应当坦率地承认，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十分关注。
比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历史理论、什么是史学理论，这些基本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着使用的；至于对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是常识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和论说。
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历史学的自身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公众对历史学的认识，不利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是在具体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认识。
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并不完全是依据史料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从事实的层面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才能对所研究的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概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和辩难。
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如所谓“五朵金花”
之一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和辩难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之一。
就历史材料来说，大家各有深入的发掘，问题在于怎样判断这些材料的性质，这就需要有理论的说明，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特点的分析。
应当说，诸如此类的学术论争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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