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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今之变”
，这是司马迁历史理论的核心，即着重于讲社会历史的变化。
“变”
的思想，贯穿于《史记》全书，而于十“表”
的序体现得最为突出。
司马迁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认为对于一个时代的开端做认真的追寻、分析，再仔细考察它的末尾，人们是能够从盛世看到衰落的征兆的。
司马迁在讲历史变化时，还注意到社会经济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在《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看得很清楚。
此外，司马迁对地理环境之影响于社会风俗、生产力发展，也都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看法，等等。
司马迁的主要功绩是对历史做“通”
与“变”
的研究。
但是，他的“成一家之言”
表明在历史撰述上要开辟新的途径，却也包含着对史学问题的探讨。
例如，《史记》诸“表”
序，大多还涉及作者对所撰史事之材料来源的说明，以及作者是怎样选择和运用这些材料的。
而《太史公自序》里对《春秋》的评价，则已经广泛地讨论到史学的作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司马迁诚恳地认为：“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是把史学工作作为一种神圣的职责来看待的。
像司马迁这样，以研究和撰述历史为主，同时也论及一些史学问题的史学家，历代都有一些。
不过，他们都还没有把史学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来看待。
这种情况，到了唐初开始有所变化。
盛唐时期的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一书，表明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飞跃。
这就是，史学家从研究历史、撰写历史的自觉要求，进而走向把这种工作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新的自觉意识。
简言之，人们从认识、表述客观历史的阶段发展到对这种认识和表述进行认识的阶段，这是前后两个不同的自觉，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飞跃。
刘知幾说，他撰《史通》，是“商榷史篇”
[4]而成。
又说：“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戒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5]可见，刘知幾是十分明确地把史学作为研究对象来看待的。
《史通》的大部分篇章是讨论史书编纂的体裁和体例的，但也不乏理论之光的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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