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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看到，他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之论点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是否可以认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后者应当在内容上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而在本质上则仍然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
这对于史学来说，也不能例外。
二、科学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问题
如果上面的这些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根据毛泽东一贯的思想，结合中华史学的实际情况，所谓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应当着重从科学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这两个方面提出要求。
先说科学的内容。
这是要求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的进程和规律，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前人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经验教训做出唯物的和辩证的总结，厘清并阐释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和糟粕，等等。
要做到这些，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占有大量的和确凿的历史材料，善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3]。
在这里，没有理论指导，不行；没有材料根据，也不行；有了理论和材料，不能找到正确的结论，还是不行。
这是因为：理论的分析不能代替历史的叙述，材料的堆积当然无法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而正确的结论则只能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研究和综合研究才能找到。
可见，所谓科学的内容，应该是理论、材料和正确的结论的统一。
中国史学家有讲求德、才、学、识的传统。
从今天的观点和要求来看，科学的内容就是史德、史识、史才和史学的统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内容应当充分体现民族的特点，这在历史科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的研究，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的哑谜的钥匙，从而“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
[4]而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地偏好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那是因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
[5]。
这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共性总是寓于某个具体民族或国家的特性之中，因此，越是充分地揭示出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特性，就越是能够丰富和充实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之共性的认识。
中国历史也有自己的特点，如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近代中国成为列强侵略的对象以及中国人民具有反抗内外压迫的长期而英勇的斗争传统等；科学地、详尽地揭示这些特点的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充分显示中国历史的民族特性，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丰富世界历史的内容，开阔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视野，深化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总之，反映民族的特点，应当成为史学科学的内容之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说民族的形式。
科学的内容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涉及史学工作者的史才。
当然，史才也不能完全脱离史德、史识和史学而独立存在。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6]从历史科学来说，所谓民族的形式，依我的肤浅的理解，应包含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形式、史书的编撰形式和文字的表述形式这几个方面。
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史学家的思想形式的民族特色，在古代，主要表现在关于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治乱关系、礼治与法治关系、“势”
与“理”
关系、华夷关系、伦理关系等方面极为丰富；在近代，则代之以国家强弱盛衰与民族存亡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
这样一些思想形式，在中国传统史学上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都存在着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思想形式在今天还是有影响的，而其中的某些部分并不是完全不能批判地继承的。
因此，科学地阐释这些思想形式，对它们做一番扬弃的工作，乃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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