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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广泛吸收了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新见解。
章太炎也提出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訄书·哀清史》篇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
他对旧史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
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
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
他不赞成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而仿效西人的“义法”
，认为“事迹不具”
，仅仅“变更义法”
是不足取的。
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理论和结构的具体考虑是：第一，强调贯穿“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
的理论阐述；第二，主张“分时”
与“分类”
相结合，使时代与事类二者“互为经纬”
；第三，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
“能立”
，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
，强调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
因此，他认为《中国通史》应包含典、记、考纪、别录、表等多种体例综合而成[10]。
这一时期，章太炎在历史观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1]。
此文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论述了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暴力对于进步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时势造就人才等问题。
他写道：“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的这些论著，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史学”
兴起的趋势。
[2]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四，张正明、宋举成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338页。
[3]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一《北徼形势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270～271页。
[4]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二《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6～327页。
[5]以上见魏源：《海国图志·原叙》《筹海篇·议守上》，陈华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书首及第1页。
[6]王韬：《漫游随录·自序》，陈尚凡等点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书首。
[7]参见王韬：《扶桑游记》中村正直序，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8]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71页。
[9]以上分别参见《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国史叙论》与九《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1～32页。
[10]参见章太炎：《訄书·哀清史》及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9、333～337页。
[11]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6～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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