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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社会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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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志与稗史
明代的史学，在官修史书方面，以浩繁的实录和《元史》的撰修，最有影响；在私人著史方面，王世贞、李贽、王圻、焦竑和谈迁等，是为名家，这些都占有重要的分量。
而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反映社会经济史方面著述的繁富，史学在通俗化方面的发展和历史教育更广泛的展开，都显示出了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
方志出自官修，受到各级官府的普遍重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稗史撰于私家，作者和著述的大量涌现，都是空前的。
它们在明代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的方志起源于汉代，[1]至元明清走向全盛时期。
明代方志撰述，处在这个全盛时期的中间阶段。
据近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书目》著录，明代方志有九百多种，而其实际撰述之数自然比这要大得多。
明皇朝对全国区域总志编纂的重视，是方志迅速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洪武三年（1370年）、十六年（1383年）、永乐十六年（1418年），先后颁发了编集、撰修全国总志的诏书和条例。
条例规定志书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廓、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这些促进了方志编纂的规范化。
其后，景泰七年（1456年）撰成的《寰宇通志》，天顺五年（1461年），撰成的《大明一统志》，皆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编次，分记有关内容。
全国总志的频频编纂和伴之以不断面向地方的“征志”
，推动了府、州、县志的撰修，从而形成了“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
（张邦政的万历《满城县志·序》）。
不少州、县的志，不断改修、增修，修志已成为一项很突出的社会性工作。
从通志（省志）至府志、州志、县志，反映了明皇朝疆土管理的行政系列；此外还有反映军卫系列的卫志的撰修，[2]都是明代方志之社会性的一大特点。
这里说的稗史，泛指各种野史和记载历史琐闻、社会风貌的笔记、杂说。
《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稗史一类的撰述，主要见于史部杂史类和子部杂家类、小说家类。
杂史类著录两百一十五部，两千两百三十二卷；杂家类著录六十七部，两千两百八十四卷；小说家类著录一百二十八部，三千三百一十七卷。
其中，属于稗史性质的占了不小的分量。
这些书，有些标出“野”
“稗”
字样，有些是用“漫笔”
“漫录”
“杂记”
“杂谈”
“杂言”
“杂录”
“随笔”
“笔谈”
“丛话”
“丛谈”
等名书，说明撰者不拘一格。
明代稗史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皇朝掌故、社会风俗、重大事件、历史人物是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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