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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大致写出了西周的盛衰史。
作为史诗来看,它们半是诗歌,半是史篇,写得笼统而夸张;但它们对先王的歌颂或讥刺,对史学在传记和纪事本末方面的发展,都包含着创始的意义。
《大雅·**》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的诗句,也反映出历史鉴戒思想。
广义地看,《诗经》中的其他部分,也具有史诗的价值。
二、国史和《春秋》
西周末年,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已具有史书性质的史册,我们把它们称为国史。
而在当时,则一般统称为“春秋”
。
《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
《国语·晋语七》和《楚语上》分别记有“习于春秋”
“教之春秋”
的话。
《墨子·明鬼下》还有“周之春秋”
“燕之春秋”
“宋之春秋”
“齐之春秋”
的引证。
孟子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了国史代替史诗的趋势,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12]孟子的话,说明了史学萌芽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推断,国史在形式上当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活动和这种活动的连续性的记载条件,在内容上仍是对贵族活动的记录,书写工具上主要是“书之竹帛”
。
国史记载人物活动的连续性,这是它的一大特点,是较之于卜辞、金文记载的一大进步。
国史不独记本国之事,也记诸侯会盟与他国见告之事,所记范围较之于《尚书》来得开阔,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和进步。
国史还有一个特点和进步的地方,是它的记载不像《诗经·大雅》那样带着史诗的笼统和夸张,也不像卜辞、金文和《尚书》那样突出贞卜和册祝,而着重于德刑礼义这些世俗的内容。
对于国史的这些认识,我们可以通过《左传》《国语》等书的有关片断的记载而窥其踪迹。
国史的出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的诞生。
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鲁之春秋”
)为基础,参考周王朝国史和列国国史,撰成《春秋》一书。
对此,司马迁概括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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