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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骋直词”
，或“继明先典”
，或“综缉遗文，垂诸不朽”
等，都是从史学成就上做出的评论。
而所谓“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
，则表明对于史家的批评，同评论其他历史人物一样，要受到社会伦理、道德法则的裁决。
《晋书》还为另外一些史家立了传，如卷三十四有《杜预传》，卷九十二有《袁宏传》，说明《晋书》作者在为史家立传上，也有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处置的地方。
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写了《史官建置》的专篇。
从政治的观点或从反映一代之史的观点来看，《史通》是不能同《晋书》相比的，这首先是由它们的内容不同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官书和私撰在当时所处地位的差别。
但是，从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的发展史来看，《史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中《史官建置》一篇，概括地阐述了唐初以前的史官的历史，可以看作史家之史的论纲，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刘知幾在此篇中，开宗明义，指出了史学的社会功用。
他认为，任何人的活动，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但若书于竹帛，就能做到“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
这就是史官的职责，即所谓“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
后人读史，就可“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就可“劝善惩恶”
。
他的结论是：“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刘知幾的这一段论述，过去不大为人所注意。
他在这里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理论问题，即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凭藉史家记事载言实现的；人们从历史中受到教育、启示，是通过“坐披囊箧”
“穷览千载”
而获得的。
他从这样的高度来写史家之史，评论他们的得失，这就比《晋书》说的“昭法立训”
具有更高的层次了。
要之，为史家立传，写史家之史，既反映了史家对史学活动自我反省的自觉意识，又反映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在《晋书》《史通》之后，不论是官修正史，还是私人撰述，都继续着这个传统。
如《旧唐书》卷七十三为姚思廉、颜师古、令狐德棻等立传，并以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为附传；卷一百二为刘知幾、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等立传；卷一百四十九为蒋乂、柳登、沈传师等三姓父子立传。
而《新唐书》则更近于《晋书》的做法，其卷一百二、卷一三二集中了唐代大部分著名史家。
《宋史》于史家失载较多，但它也以欧阳修、刘敞、刘攽、曾巩等传为同卷，以司马光、吕公著、范镇、范祖禹等传前后相次。
李贽著《藏书》，人物列传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等类。
儒臣传又分为德行、文学二门。
文学儒臣又包含词学、史学、数学、经学、艺学，而于史学儒臣传中列举司马谈至欧阳玄等十七人。
值得注意的是，李贽把“史学儒臣”
置于“经学儒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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