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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论大抵近于中肯。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魏书》是“二十四史”
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盛衰兴亡的“正史”
，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它在撰述上首创《官氏志》《释老志》等不少特点，也有不可忽视的史学价值。
关于批评的批评，在古代史学上头绪纷繁，议论横生，其中是非与正误，都须做历史的考察和具体的辨析。
上述二例，可见一斑。
三、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
柳宗元曾经批评过韩愈对史学家之命运的看法[20]。
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关于史家本人的命运和结局。
这里说的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着重于历史的眼光，即指其史学批评在史学发展上的命运。
这里说的史学批评家，范围也比较宽，包括了那些写出了有较大影响的史学批评论著的作者。
从上文所述批评之批评的历史与是非来看，不难想象史学批评家们的坎坷的历史命运。
孔、孟对史学的批评，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历来被视为“圣人”
的言论，虽有王充的“问孔”
“刺孟”
，刘知幾的“疑古”
“惑经”
，他们的历史命运终究要好得多，这自然另当别论。
西晋张辅著论比较司马迁、班固优劣，他从几个方面论证班固不如司马迁，而司马迁称良史之由。
后人评论他对马、班的评论，或是或否，大多只引用他说的“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
[21]这一条，好像张辅其人评论史书优劣，竟如此浅薄而无其他任何深意，这是张辅的悲剧。
柳宗元著《非（国语）》六十七篇，从历史思想和采撰内容上批评了《国语》的不当，从基本的方面看，堪称杰作。
然有宋人苏轼批评于前，认为“《非国语》论，鄙意素不然之。”
“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
虽多，皆此类耳”
[22]。
这话，倒是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和张扬了柳宗元之学的难能可贵处，尚不能谓之不幸。
又有元人虞仲常批评于后，“以为《国语》诚可非，而柳子之说亦非也，著《非〈非国语〉》，时人已叹其有识”
[23]。
时人叹其《非〈国语〉》“亦非”
之识，恐怕就不能说是柳宗元的幸运了。
宋人吴缜撰《新唐书纠谬》，是批评《新唐书》的专书。
后人对《新唐书纠谬》的批评，不仅在意见上有歧义，而且涉及吴缜的人品。
《新唐书纠谬》凡二十门，共二十卷，所纠之谬四百余条。
晁公武评论说：吴缜“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
，并举出此书卷二“张九龄谏而太子无患”
条中吴缜之误，以证其说[24]。
南宋王明清在所著《挥麈录》一书中，则进而指出吴缜“著书之本意”
，大意是说：当欧阳修等奉诏重修《唐书》时，吴缜“初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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