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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包括陈亮在内的一些宋人颇有意于此。
[10]宋人称裴注“繁芜”
，可能包含一种误解，认为“其多过本书数倍”
[11]，这是过分夸大了裴注的分量，而重作三国史，也只是一种理想罢了。
清代考史学者对裴注大抵持肯定的看法。
王鸣盛在引证了《史通·补注》篇中另一段批评裴松之的话（“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之后，认为裴注“未可废”
[12]。
赵翼经过认真钩稽，一一列出裴注所引的一百五十一种书名，认为：“凡此所引书，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
他批评有的人偶然发现一两条材料，就想批驳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和范晔《后汉书》，“多见其不知量也”
[13]。
关于宋文帝、刘知幾对《三国志注》批评的批评，延续了1000多年，发表评论的也不只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赵翼的评论近于公允，也最有说服力；陈振孙的评论比较温和，但他同试图重撰三国史的人一样，似未深于注家之旨；刘知幾认为注史当如注经之例，叶适主观认为裴注所采皆陈书所弃，对裴注的评论都失于偏激。
再举一个聚讼纷纭的实例。
《北齐书·魏收传》记：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一经脱稿，便在朝廷上引起轩然大波，以致北齐高洋、高演、高湛三朝皇帝都不能不亲自过问此事，魏收也奉诏两度修改《魏书》。
其中症结在于，书中对北魏、东魏一些人物的门第、郡望、谱系、功业的记述，偶有不妥、失实，而其子孙仍为北齐显宦，于是“众口喧然”
，指斥《魏书》“不实”
。
不过当时也有另外一种评论，尚书陆操认为：“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
左仆射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
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
杨愔的话，触及“众口喧然”
的起因。
隋文帝时，命魏澹另撰一部以西魏为正统的《魏书》。
隋承北周，北周承西魏，故此举不难理解，唐太宗时，议修前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
[14]。
这是唐初史家们对《魏书》的评论。
但是，七年之后，即贞观十年（636年），李百药在其所撰的《北齐书·魏收传》中，详载《魏书》经历的风波，并借用“诸家子孙”
的口吻把《魏书》“号为‘秽史’”
。
看来李百药并未在“已为详备”
上着墨，而《魏书》“秽史”
说则由此而起。
不过，跟李百药同时的李延寿并不同意这种评论，他在晚出的《北史·魏收传》的后论里，推崇魏收的才学，说他“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
。
又分析《魏书》之所以引起争议，是他“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不平之议，见于斯矣”
。
又批评魏收“凭附时宰，鼓动**刑”
的“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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