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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致相同的道理，司马迁为项羽立纪，是因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6]。
根据同样的道理，《史记》还列了《秦楚之际月表》的专篇。
故刘知幾的“纰缪”
之说，既不能完全澄清葛洪之误，又不足以使后人信服。
仅此一点而论，或可说明“知音其难”
，“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
。
这也说明，史学批评的误区是极难避免的。
批评家孜孜追求的，只是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误区罢了。
三是凭虚。
隋朝内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就《齐书》起元（纪年之始）事与魏收讨论，有书信往还。
《隋书》本传记中，他在答魏收书中有一句话是：“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
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刘知幾把此事概括为：“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刊之国史，以为格言。”
刘知幾是尊汉的，认为刘备“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
，可是陈寿的评论“抑其所长，攻其所短”
。
他还认为，曹操是“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样的君主，而陈寿对他们的评论，“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
刘知幾的结论是：《三国志》“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
[7]陈寿本是蜀汉臣子，后为西晋史官。
他撰《三国志》，于蜀、魏关系的处置上，颇为棘手。
但西晋“受禅”
于魏，故《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
，在当时实别无选择。
他从《魏书》《蜀书》《吴书》分记三国史事，而于《蜀书》中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
这在历史编纂上确是一个创举，也隐约可见其不忘曾是蜀汉之臣的心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刘知幾尊汉情重，对此缺乏冷静分析，故认为陈寿“曲称曹美”
，“虚说刘非”
，似有未妥。
李德林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是尊汉的，认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
，陈寿既为蜀人，必当“以魏为汉贼”
。
可是李德林的说法，在《三国志》中实难找到有力证据，所以刘知幾批评他是“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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