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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书不传，欧阳二史俱在，其得显然，失亦显然。
叶适批评欧阳修用《春秋》法撰唐、五代史事，“于纪则有掩郁不详之患，于传则有掠美偏恶之失，长空言之骄肆，而实事不足以劝惩，学者未当遵也”
[12]。
《新唐书》处处欲示褒贬，以致“设例益繁”
，于客观历史未必恰当，“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
[13]。
历史撰述中的这种保守倾向，势必限制了史家的成就，也不利于史学的发展。
而这种力图恢复《春秋》褒贬之义的做法，正是“名教”
观念在史学上反映的一种形式。
明清时期，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名教”
观念受到了挑战。
李贽申“是非”
论于前，王夫之述“三义”
论于后，显示出跟“名教”
观念不尽吻合的倾向。
李贽认为，看待历史，不当“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而是非也不是不变的，“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
[14]。
他根据这个认识，批评了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
他说：“班氏以此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
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
又进而指出：《春秋》是孔子所撰之史，“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
；《史记》是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
[15]。
李贽的“是非”
论包含着相对主义的成分，但它在进一步批判历史撰述中的“名教”
观念和《春秋》褒贬义例的传统影响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君臣父子的尊卑名分关系是名教的核心，王夫之的“三义”
论对君臣关系提出了批判性的认识。
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
“正义”
对于“大义”
来说，前者是私，后者是公；“大义”
对于“通义”
来说，前者是私，后者是公。
因此，人们在认识上“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
[16]。
根据这一认识，王夫之认为：君有“天下之君”
和“非天下之君”
的区别，臣子对他们的态度自然是可以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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