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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与不正的区别。
这显示了章学诚在理论上确有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然而，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即《文史通义·史德》篇几乎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证明”
，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符合于“名教”
的要求的。
章学诚所阐说的理由有三条。
其一，司马迁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4]，“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5]，是其撰述的本旨。
其二，司马迁所云“发愤著书”
，只是“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
，后人以此为“怨诽”
之情以至于纷纷“仿效”
，实在是“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
。
其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不能无所感慨”
，其实不过是“贤者好奇，亦洵有之”
，而其余诸篇都是“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
！
章学诚进而得出结论说：
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
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
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
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
[6]
这是章学诚从“心术”
论到“名教”
的很重要的一段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之指导思想上的一个方面。
不过，章学诚所举出的那些理由，用来“证明”
他上面这段话的论点，是极勉强的。
首先，以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本旨来证明它“不背于名教”
，这实际上限制了《史记》本旨的历史价值和史学价值。
其次，对“发愤著书”
的解释，既否定了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
一派的意见，也否定了“仿效”
《史记》一派的意见，一言以蔽之曰“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
，则尤为过分。
最后，以“贤者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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