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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教”
不能统一时，史家往往只有放下“直道”
而服从于“名教”
。
即使是对史学批评采取严厉态度的刘知幾，也不能不做这样的认识，足见“名教”
对于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影响之大。
但是刘知幾又指出，史家“直书”
，正是为了“激扬名教”
；“曲笔”
恰恰又是违背“名教”
的。
他举例说：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诞、毌丘俭，萧齐之兴而有刘秉、袁粲，宇文周之灭而有王谦、尉迟迥等，这些人都表现出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的“忠臣之节”
；然而，《三国志·魏书》《晋书》《宋书》《隋书》，各记其事时，“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
于是他大发感慨，认为：“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1]仅此数例，便对“历代诸史”
做出这样的批评，显然是过于言重了。
这也正好说明，刘知幾把是否恪守“名教”
原则，视为史学批评的一条根本性的准绳。
总之，维护“名教”
的曲笔是可以宽容的，悖于“名教”
的曲笔是必须反对的，而“直书”
正是为了“激扬名教”
，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推重“名教”
的基本思想。
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2]又说：“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3]刘知幾对史学的社会作用有明确的认识，这是他的卓见。
但他这里说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都着眼于个人或家族的得失、荣辱，而对历史的进退、社会的治乱盛衰之事反倒不怎么重视了，这使他难免陷入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片面注重而做狭窄范围的道德评价，从而也限制了他的史学批评的视野和成就。
究其根源，还是受到“名教”
思想的束缚，例如，他批评《史记》不应当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做世家，就包含了明显的“正名分”
的观念。
二、“心术”
和“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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