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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
[4]
这里指出了史论与一般文学作品、各类文章的不同，而辑者之所以要收入这类文字，是着眼于“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
，尤其考虑到大凡杰出的史论，都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
萧统看重史家对“事”
即史事的沉思，对“义”
即史识的表达，着重这二者的结合，这是他的卓见。
《文选·序》末了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史分途的情况下，史论能够作为一种文体而受到重视，这充分反映了史家在史论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之高。
萧统说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同范晔提出的“精意深旨”
，“笔势纵放”
，虽语出文、史两途，而其义实则一致，这不是偶然的。
《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它对于史论的重视，在推动人们关注和探讨史论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文与史都获得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史论仍被作为一种文体看待而受到重视。
宋人编纂的《文苑英华》一千卷，从卷七三九至卷七六○共二十二卷为各种“论”
，其中有三分之二属于史论，而它明确标明“史论”
的有四卷（卷754—757）。
《文苑英华》上续《文选》，故所辑大多为唐人作品，其中史论亦颇多精彩篇章，而以魏徵、朱敬则、杜佑、柳宗元的史论最为知名。
《文选》和《文苑英华》皆以“史论”
立目辑入有关的史论，这一方面说明史论自有它的魅力，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家、文章家的修养，是不能没有历史思想的熏陶的。
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史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
四、“于序事中寓论断”
唐宋以下，对史论发表评论者，代有其人，刘知幾、朱熹、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等，皆为名家。
文短不能尽载，这里只就顾炎武说略做介绍。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六中写了一则《（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文不长，照录如下：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
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5]
顾炎武这里说的，既不是如同《左传》篇中的“君子曰”
，也不是如同《史记》《汉书》纪传卷末的论和志表卷首的序，而是指在卷末处史家借他人之语用以表示自己对所记史事的看法，他把这种表述方法概括为“于序事中寓论断”
，这是不以史家见解直接形诸文字的“论断”
，是史论中的又一种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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