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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
，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
，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的。
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
通观《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会通之旨”
“会通之道”
，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
，揭示历史的联系；一是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
，揭示历史的变化。
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
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
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
他进而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
，那么，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
“断绠”
、曲笔即“伤风败义”
等弊病。
郑樵对“会通之义”
的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
他对班固“断代为史”
的批评，不免失之过当。
诚然，“会通”
是重要的，它反映出史家宽阔、辽远的视野，反映出史家对历史的“相因之义”
“古今之变”
的探求和认识，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察来”
，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
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断代为史的价值、作用及其自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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