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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曹冏、陆机说的“先王”
，或起于夏朝，或始自黄帝、唐尧，他们把分封制看得这样古老，无疑是出于臆测。
对于曹、陆二人的认识，后人有不同的评论。
唐人颜师古、刘秩大致是赞同这种认识的；而魏徵、李百药、杜佑、柳宗元是明确批评这种认识的。
李百药和柳宗元分别写了题为《封建论》的专文，进行辩难。
他们的所谓“封建”
，是指“封国土，建诸侯”
即分封制。
李百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曹、陆等“著述之家”
在对待分封制上是“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
，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刘〔汉〕曹〔魏〕之末”
；果真如此，则纲纪紊乱，断可知焉。
李百药进而认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
他引用“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
[3]的古训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不过，李百药对“与时消息”
并未做出理论的说明。
从史学批评来看，柳宗元的《封建论》有更浓厚的理论色彩。
柳宗元从分封制的产生和沿袭去推究它产生的原因，从而涉及人类初始的一些问题。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涉及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物质动因了。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为唐宪宗等对藩镇用兵提供历史方面的说明，它在历史理论和史学批评上的贡献是提出了“势”
，这一历史哲学范畴作为“圣人之意”
的对立面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
柳宗元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势之来，则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他从“生人”
之初为“自奉自卫”
的发展趋势，阐明“封建”
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非圣人意也，势也”
。
他还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郡县制的实行，不仅有其必然性，也有其优越性。
他以周、秦、汉、唐为例，认为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秦之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汉代“有叛国（指封国——引者），而无叛郡”
，所以“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唐代“有叛将（指藩镇——引者），而无叛州”
，足见“郡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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