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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应从人事中去寻找、探索。
第三，把人之所为一定要说成是天之所命，这是人们对社会历史之认识上的颠倒，严肃的史家是不应当这样看待问题的。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在“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问题的探索上，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尽管他们没有能够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结论，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不断地从神秘的“天命”
羁绊中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的王国。
[1]《诗·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5页。
[2]《诗·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2页。
[3]《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页。
[4]《左传》僖公十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9页。
[5]《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6]联系叙述此事的上文来看，这里说的“天道”
实则是“天命”
[7]《穀梁传》庄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9页。
[8]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9]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10]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4～2125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1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1443页。
[13]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14]刘知幾：《史通》卷三《书志》，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15]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六《天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6页。
[16]均见刘禹锡：《天论上》，《刘禹锡集》卷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55页。
[17]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刘禹锡天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3页。
[18]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四《非国语》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8页。
[1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二《汉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2页。
[2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七《隋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46页。
[2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二《汉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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