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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宰作用开始有所怀疑。
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和“六鹢退飞过宋都”
之事询问“吉凶焉在”
？周内史叔“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吉凶由人。
’”
[4]郑国大夫子产针对别人指责他拒绝用宝玉禳除火灾的事，明确地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5]意谓“天道”
幽远，“人道”
切近，两不相关，何以由“天道”
而知“人道”
呢！
子产虽然没有否定“天道”
[6]的存在，但他显然已认识到“天道”
与人事无关了，这在当时来说，是历史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是直到战国时期，在史学领域里，人们还是信守着“天命”
史观，并以此来说明“天”
与“人”
的关系：“人于天也，以道受命”
，“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
[7]。
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8]的宏伟目标，可以说，他是实现了这个目标的。
他提出探究“天人之际”
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思想上有划时代意义。
他记项羽兵败垓下后、乌江自刎前所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的话，并尖锐地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9]在司马迁看来，项羽之败，应从他自身所作所为去寻找原因；用“天亡我”
来解释是十分荒谬的。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就伯夷、叔齐的行为和际遇发表评论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10]
他在《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的荒谬，在这里直接批评“天道福善祸**”
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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