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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郑樵的“会通”
之说，叶适的“史法”
之议，朱熹的读史之论，在史学批评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郑樵的《通志·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
的宏文。
他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两位最深谙“会通之义”
的史家。
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
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
，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
，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的。
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赞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凶、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
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而他对班固“断代为史”
的批评，则未免失之过当。
叶适有不少关于“史法”
的议论，并对自《春秋》以下至《五代史》均有评论。
叶适认为，《春秋》以前已有“史法”
，但“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
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
[22]。
叶适论“史法”
，有一个中心，即反复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
，而这些批评大多是不可取的。
他的“史法”
论，在史学批评史上，只能是是非得失两存之。
朱熹有许多史学批评方面的言论，其中不乏精辟论断。
他评论史家才、识，说：“司马迁才高。
识亦高，但粗率。”
他评论史书之通俗、可读，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
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
他评论史家的史论，说：“《唐鉴》意正有疏处。
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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