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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记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写法。
《春秋》的“属辞”
,还有缀辑文辞上的要求,即对于言辞、文采的重视。
孔子重视言辞、文采的运用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尤其重视对文辞的斟酌,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2]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3]这反映了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
《左传》作者概括《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
[4]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这方面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里,可以看出人们很早就有了历史意识。
从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到史学意识的产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
至迟在西周晚年和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许多诸侯国都已经有了国史,这是当时贵族社会历史意识的反映。
不过这些国史后来都失传了,我们很难推断当时人们在史学意识方面的情况。
到了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
这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还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
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5]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讲授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无疑是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
作为史学家和文献整理者,孔子的这个认识和他的学术实践,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第二,孔子对于历史撰述在思想上的要求。
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6]这里说的“义”
,是褒贬之义,是对于史事的认识和评价。
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趋势做出判论,显示出了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
而从历史撰述上即从史学上明确提出“义”
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人。
《左传》的史学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春秋》文辞的称赞。
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
《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大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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