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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公元前135—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他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在汉武帝建元、元鼎年间（公元前140—公元前111年）任太史令。
司马迁幼时“耕牧河山之阳”
，十岁开始诵读古文。
后来随父亲到了长安，曾向著名学者孔安国请教关于古文《尚书》的疑问，又随经学大师董仲舒习《春秋》公羊学。
二十岁上，他开始广泛地漫游和考察：“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11]继而，他被任为郎中，奉命到过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执行公务。
家学渊源，京城学术，以及广泛的实地考察，丰富了司马迁的思想和阅历。
其中，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辨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学说思想流派的得失，以及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倡言大一统的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最大。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封泰山，司马谈以太史令之职而不得从行，忧愤而死。
临终之前，以史事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又说：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
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回答父亲：“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12]在中国史学上，这是极悲壮、肃穆的一幕。
它揭示了一个普通的道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也离不开史家本人的崇高的追求。
三年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得以遍读皇家藏书。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的“太初历”
完成，便专心致力于撰述《史记》。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因李陵事件的牵连而身受腐刑。
悲愤之际，他想到文王、孔子、屈原等人的遭际和著述及“《诗》三百篇”
的产生，认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来者。”
[13]他深惜自己的撰述“草创未就”
，“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忍辱负重，以极大的毅力写成《史记》一书。
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史学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史记》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14]。
汉宣帝时，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
，《史记》乃得以面世。
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所补，虽不无缺憾，然亦无碍全书风貌。
《史记》原来称《太史公书》，间亦有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太史记》者；至东汉末年荀悦《汉纪》、颖容《春秋释例》乃直称《太史公书》为《史记》[15]，由此相沿至今。
《史记》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史学成果，创造了纪传体史书的表现形式，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
[16]，约3000年史事，年月遐长，规模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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