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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
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
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
这是把“钦定”
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
“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
，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的地位。
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
自是，近二百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
遂或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与上述传统认识有较多歧义的，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
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
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
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
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
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
所列之书皆为最近二百七十年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例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
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幾《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
现代史家华岗曾经给“正史”
作一定义，其含义颇类于刘知幾之说。
他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写道：“所谓正史者，就是经过历代帝王的承认之一大套合法的官史，而且自唐代以迄于清代，其间所成的正史，都是由帝王所钦命的史官编纂而成的。”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皇朝史而言，一是指官修史书而言。
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广泛。
鄙意以为：我们今天所称“正史”
“野史”
，只是袭用史学上的一种习惯说法。
我主张：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对上述两种“正史”
概念应有所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可指官修史书为正史，在特定的情况下，似以沿用《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为宜。
二、关于野史
野史的出现，不独是对正史的补充，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
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
陆龟蒙（？—881年），唐末人，弃官隐居，躬耕于松江甫里，撰著不倦。
这样一个“隐君子”
，写出“自爱垂名野史中”
的诗句，应当说是很自然的。
在陆龟蒙看来，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上“正史”
，而他这位“江上丈人”
则以入“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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