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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对唐太宗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明确,首先,他强调说:“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
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
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28]这是从君主的“嗜欲喜怒”
的“纵之”
与“节之”
的原则上做了说明。
其次,魏徵从朝代兴亡的普遍性现象的角度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
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
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
殷鉴不远,可得而言[29]。
在这里,魏徵尖锐地指出历代王朝“克终者鲜,败亡相继”
的历史命运,同时还用秦、隋两朝的历史做了具体的阐说。
显然,这是触及唐王朝命运的根本了。
魏徵似乎有信心使唐王朝摆脱“败亡相继”
的命运,而这就要向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学习,一是明德,二是慎罚。
由此可见,魏徵说的“可得而言”
,就是要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和智慧。
当然,这也表明,唐太宗和魏徵都是敢于正视历史的政治家。
最后,魏徵清醒地指出了唐王朝的三种历史前途。
第一种前途是,能够认识到得天下不容易,所以管理天下日慎一日、小心谨慎、居安思危,不搞一些好大喜功的做法;时时考虑到王朝存在着危机,能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下层人们提出来的意见。
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就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是“德之上也”
。
第二种前途是,目前的政策大致可行,继续维持下去,不让现状有所损坏,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中等的前途,这是“德之次也”
。
第三种前途是,不考虑善始慎终,不考虑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无所作为,让现状一天天坏下去,那么这就是最坏的一种前途,“斯为下也”
。
在唐太宗时期,魏徵能够指出这样三种历史前途是很重要的,对当时的政治家们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可见,魏徵既是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政治家,也是一个能够清醒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政治家。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宋人朱熹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见解,他在讲到如何读史的时候这样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30]他说的“大伦理”
在当时是指君臣父子的关系,在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公平、公正:他说的“大机会”
,是指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关头,在今天看来,大致是相通的;他说的“大治乱得失”
,应当是指朝代的兴亡、社会的治乱一类的事件了,今天似应也作如是观。
朱熹所论的这个读史方法,一方面固然是教人们如何读史,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善于把握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整体上看清历史发展的面貌及其趋势;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们应该把读史和认识社会、进而参与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一层含义,应当说,这对于学人和政治家都是适用的。
一言以蔽之,正视这三“大”
,要有勇气;有勇气,才能得到智慧。
人们在敬畏历史时陶冶着人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积累着经验教训,在正视历史的前提下做出正确的抉择,所有这些,都表明历史对于社会有重大的意义,能使现实中的人变得更聪明、更理性、更高尚,表明历史是人们最好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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