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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17]崔述的这个思想，可以上溯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的“追述远代，代远多伪”
，“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18]。
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识，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
当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总结性成果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所谓“乾嘉史学”
，不独以“考据”
见长，在理论上也有重大建树。
章学诚（1738—1801年）所著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名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它的最高阶段。
《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是评论文史的著作而以评论史学为主。
此书是章学诚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的代表性著作。
此书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其中，论“六经皆史”
，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论“史德”
与“心术”
，论“史意”
与“别识心裁”
等，是涉及史学之全局性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六经皆史”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他认为，《诗》《书》《礼》《乐》《春秋》之为史，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故着重论证《易》也不例外。
他认为，在天人关系中，《易》反映了“天道”
，即古人“一本天理之自然”
；而古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盖出政教典章之先”
。
而《易》的性质在于：“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
他对《易》的产生及其性质做了唯物的说明。
关于“《六经》皆史”
，章学诚的结论是：“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
《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
“天与人参”
，才成其为社会。
这就是说，古人对“天理之自然”
[19]的认识和政教典章的设立，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
视经书为史，司马迁、刘知幾已有此认识，但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章学诚是超过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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