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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笃寿的《全史论赞》八十卷、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沈国元的《二十一史论赞》各三十六卷，都是节选历代正史史论汇辑而成，其中沈国元还加以圈点、评议。
这些书，一般很少有创造性，大抵因旧史分量繁重欲求其简而作。
从这一点看，它们还是反映了社会的需要的。
明人的史钞，既多且杂，大多没有太高的价值。
但有的史钞，却也能反映摘钞者的兴趣和目的。
茅坤的《史记钞》六十五卷，反映了钞者对古文的兴趣和鉴赏。
杨以任的《读史四集》四卷，是摘录、编辑诸史中事迹之可快、可恨、有胆、有识者，编成四集。
这两部书，都是有摘钞者的评点与评语的。
还有一些摘钞是着眼于字句、辞藻的，如凌迪知的《〈左〉〈国〉腴词》《太史华句》《两汉隽言》等。
它们对史事的传播起不了太多的作用，而是从另外一些方面扩大了史书的社会影响。
在改编旧史的各种书中，丘濬的《世史正纲》三十二卷是比较突出的，这书起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迄明洪武元年（1368年），以著事变之所由，并随事附论，全书意在专明正统。
唐顺之的《史纂左编》一百二十四卷，是按类书的形式改编旧史，全书分为君、相、名臣、谋臣等二十四门，意在取千古治乱兴衰之大者，着重著其所以然。
它所介绍的只是一些片断的历史知识，不过它的立意还是可取的。
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还有一些是属于蒙学、乡塾读本。
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三十六卷和梁梦龙的《史要编》十卷，是这类书中较有特色的。
前者编年纪事，大致反映出历代历史的梗概；后者包括正史、编年、杂史各三卷，史评一卷，意在使学习的人既学了历史知识，又粗知了史书的表现形式。
程登吉编的《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极通俗的读物，偶句押韵，琅琅上口，在明清两代有广泛的流传。
明代的历史教育在科举取士这个环节上赶不上前朝，更多受到重视的是《四书》《五经》《御制大诰》《皇明祖训》，以致顾炎武有“史学废绝”
[4]的感叹。
但明皇朝对于贵戚、大臣、文武百官的“善恶以为鉴戒”
的历史教育却极为重视，故按一定主题编辑的、语言通俗的各种“录”
“鉴”
甚多[5]，这是明代历史教育的一个特点。
它的另一个特点，同严肃的史学在科举考试中受到轻视的情形相反，通俗的史学在市井民众、乡塾蒙学那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前文所举出的那些通俗的历史读物，据清代四库馆臣著录，大多采自地方，说明它们在民间流布之广，自有其生成的土壤。
至于明代的通俗史学既多且滥，其中不乏平庸、肤浅之作，或许这正是史学在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史学现象。
前面讲到，明代官修、私撰的史书，有流传至今的二千九百〇九卷的历朝实录，统称《明实录》，是记录明代历史最完备的第一手材料；有官修《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为“二十四史”
之一。
私家撰述，有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明野史汇》《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等，有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有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稗史类编》《三才图会》等，有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有谈迁的《国榷》。
王世贞、焦竑、谈迁的成就在本朝史撰述方面，李贽的成就主要在历史评论及其批判精神，王圻的成就在对典制体史书的继承和发展。
他们这些成就，显示了明后期私人撰史崛起的趋势。
[1]参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2]参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2页。
[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史学》，黄汝诚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7页。
[5]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史部故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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