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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
历史上曾有人把《魏书》说成是“秽史”
，那是没有根据的。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宣扬了神秘思想，这是它们共同的缺陷。
三、地方史、家史、谱牒和别传
地方史、民族史，关于中西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以及家史、谱牒和别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之多途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地方史，如刘知幾所说的郡书和地理书，多是“乡人学者，编而记之”
，“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
[15]。
它们或侧重人物、社会，或注重自然、风俗。
今存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十二卷，兼记巴、蜀、汉中、南中一带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政治、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
民族史撰述，大多包含在皇朝史的民族传专篇和地方史撰述当中，其中以《三国志》《后汉书》中的民族史专篇最有价值。
有的皇朝史如《十六国春秋》《魏书》，包含了更多的民族史内容。
皇朝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出了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
如《三国志·魏书》中的“倭人”
传，是关于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仍为中外学者所重视。
佛教盛行，大量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
，促进了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载。
如僧人智猛于刘宋元嘉元年（424年）“求法”
归来，写出《游行外国传》，惜其书早佚。
稍早于他的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年）所写的《佛国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外交通的原始记录。
它记录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
家史、谱牒和别传的发展，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
家史、谱牒都出自“高门华胄”
之家[16]。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著录家史二十九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谱牒之盛，更为壮观。
仅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的四十六种谱书，有四十三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其佚亡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多。
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发展，东晋贾弼之是贾氏谱学的创始人，其子贾匪之、孙贾渊“三世传学”
，撰成《姓系簿状》，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17]。
梁武帝时，王僧孺创王氏谱学，撰有《百家谱》三十卷，又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等[18]。
刘宋王弘以“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而名噪一时，足见谱学地位之尊。
魏晋以下，“品藻人物”
，提倡“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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