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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他的当仁不让的勇气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司马迁的这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促使他创造出伟大的成果，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这部巨著。
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18]。
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的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
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
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
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也是指“史家”
说的。
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无史家的突出地位，司马迁要改变这种传统，使历史撰述也能成为一“家”
。
“成一家之言”
的庄严目标的提出，反映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产生时所达到的高远的境界，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意识的发展经历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而出现了《史通》，经历唐、五代至两宋而出现了史学批评的繁荣，经历元、明至清前期而出现了《文史通义》，经历清后期的社会变动和史学分化至20世纪初出现了梁启超的《新史学》和章太炎的《訄书》，以及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等，史学意识在2000年中有丰富的积累并不断走向更高的层次，逐步达到对史学的科学认识。
[1]参见《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2]《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4页。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5]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6]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7]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8]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9]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10]吴兢：《贞观政要·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11]《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12]司马迁：《史记》四十七卷《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3]《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4]《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5]《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页。
[16]《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1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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