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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王册命”
。
册、典、志、记言、记事等，都同史官的活动相关联。
到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先后出现了“国史”
，编年纪事。
这些国史，当时统称为“春秋”
，也有称为“乘”
和“梼杌”
的。
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史官，周王室的史伯，晋国的董狐、史墨，齐国的太史、南史，楚国的倚相，各以其见识、博学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受到后人的称颂。
春秋末年，孔子据《鲁春秋》而写出编年体史书《春秋》，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私人撰史的史家。
自此以后，直至清代，在大约2500年间，史官以及并非史官的史家层出不穷，代有名家。
他们世代相承，把中华民族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传承和发展下来。
中国史学的这个特点，不仅中国古代学人有许多论述，而且为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所推重。
黑格尔指出：“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3]李约瑟博士在简述“中国历史编纂法”
时，他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在评论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中写道：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
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
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
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对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
[4]
这是从世界各民族的比较和“中国人”
这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
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反映在史家历史观点中的突出成就表现为三点。
第一，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如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
[5]。
第二，认识到历史是变化的，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的话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因此，“通古今之变”
成为司马迁以后不少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
第三，肯定历史在变化中的进步，如杜佑《通典》论分封、郡县的弊与利，认为“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
[6]；论民族风尚，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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