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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概括《资治通鉴》的内容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这些话。
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
所以序文末了才写出了这样的结语:“《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6]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宋神宗时的名臣,前者以轰轰烈烈的变法而终于失败,成了政治上的悲剧人物;后者以皇皇巨制的史著而享有盛誉,成了史学上的一代名家。
他们的政见不合,但他们政治目的却并不是对立的。
这就如同宋神宗既支持王安石变法、又对《资治通鉴》做上述评论一样,二者在政治上的目的本是一致的。
这样一个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对于认识宋神宗之评论《资治通鉴》的社会意义,是很有启发的。
历代政治家对史书有不少评论,自唐宋以下,他们评论较多的是《贞观政要》《通典》和《资治通鉴》。
《贞观政要》反映了“贞观之治”
的历史和当时君臣论政的风貌,《通典》备载历代典制的源流、得失而以“经邦”
“致用”
为旨趣,《资治通鉴》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为撰述的宗旨,这是它们多为政治家所关注的原因。
《通典》在当时就受到政治家的重视,权德舆评论它说:“《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7]清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说:“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8]他们的评论,强调了《通典》的“经世”
“经国”
的社会意义。
在辽、金、元三朝,《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都是最先被译成当朝文字的史书。
金世宗曾对宰臣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9]这个评价,也落脚在“累代废兴,甚有鉴戒”
上。
总的来看,政治家的史学批评,大多包含着从史书中可以得到丰富的历史鉴戒这个根本性的认识。
尽管这个认识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但由此反映出来的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思想家、教育家和史学批评
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史学批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更注重思想和理论方面。
孔子作的《春秋》,在史学上有突出的地位,但他更是一位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
孟子和朱熹,也是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
他们对史书和史家都有过一些评论。
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
,称赞他着重“书法”
方面;及至他评论自己所作的《春秋》,便说是“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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