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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欧阳修，“愿预官属之末”
，欧阳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
。
吴缜乃“鞅鞅而去”
，待《新唐书》成后，便“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谬》一书”
，这说明吴缜所撰，是为报当年旧怨。
此说又被《文献通考》所引，流传益广。
尽管宋人对《新唐书》也有不少微词[25]，但对《纠谬》却持否定态度。
吴缜是在绍圣元年（1094年）将此书堂而皇之上表奏呈哲宗皇帝的，但其在宋代的命运并不佳。
到了清代，史家对《纠谬》的评论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王鸣盛从历史考证方法上指出《纠谬》“止以本史自相质正”
，未免过于“省事”
，同时承认“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
[26]。
这已不同于宋人的评论了，吴缜的命运可望有所转机。
然而钱大昕却对《纠谬》采取严厉抨击态度，他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校阅此书后，仿虞仲常《非〈非国语〉》之例，写了一篇《新唐书纠谬跋》，列举实例，批评吴缜“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
，说他“未达于”
地理、官制、史例、小学。
跋文起首引《挥麈录》的说法，并加上“诋毁不遗余力”
数字；文末又说，《新唐书》“舛谬固多”
，吴缜所纠“非无可采”
，“但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
欧公以轻佻屏之，宜矣”
。
以此来看，则吴缜的历史命运比之在宋代更加不幸。
不过吴缜终究还是幸运的。
乾嘉时期另一位史学名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也写了篇《唐书纠谬书后》，其论旨则与钱大昕大异其趣。
他称赞吴缜所列二十门“贯串全书，用心精密，诚有功于研唐事者，前人比之箴膏肓、起废疾，殆将过之无不及也”
。
他据理力驳王明清、晁公武之说，认为批评应着重“问其理之当否”
；吴缜“颇识文章体要，史氏鸿裁，而竟因一言之失，谓其不能属文，何恶之甚邪！”
他批评欧阳修主裁史局而缺“大匠度材”
之器，殊为可叹。
[27]章氏此论，因《纠谬》而发，意义却超乎《纠谬》之外，是关于批评之批评的一篇鸿文。
这不独是吴缜之幸，更是史学批评之幸。
章学诚还概括了刘知幾的历史命运，说：“《史通》多讥先哲，后人必不服从，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颇验。
盖其卓识不磨，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
他又结合《新唐书纠谬》说：“人情不容一人独是，故击人者人恒击之。”
[28]这两段话，是说到了对古代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之规律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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