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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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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评的批评
一、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大凡有影响的史学批评，都会在其后引出一连串关于批评的批评，以至于形成一段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孟子对《春秋》的评论，《国语》对左史倚相的评论等，都引发后人在此基础上的许多评论。
班彪、班固对《史记》的评论，张辅关于《史记》《汉书》比较的评论等，在一二千年中不断地被后人评论，成为《史记》《汉书》评论长河的滥觞。
刘知幾披阅群史，评论众家，不仅涉及许多前人的评论，尤其为后来历代史家提供了评论的目标。
所有这些，汇合成了汪洋的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这种现象说明，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的一种认识活动，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活动一样，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
顾炎武说：“天下之理无穷”
，“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
[1]。
这说的是他自己对于治学的认识和境界，但这句话却具有认识论上的真理价值。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历代史家对于史学不断认识的规律。
刘知幾自叙其少年时代读史的心得和感受时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
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
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
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
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
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2]这段话或许有所夸张，但它生动地反映了史学批评确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这一认识规律。
当然，年轻时期的刘知幾对于史学批评之批评，还没有自觉的意识，只是停留在“暗合于古人”
的阶段。
而在他撰写《史通》时，便明确地认识到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
，其中便包含了对史学批评之批评的自觉意识。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贯穿着史学批评家刻意创新的求异意识。
顾炎武《日知录》卷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
《日知录》不是史学批评的专书，但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跟史学批评相关的。
章学诚在致友人书中诚恳地写道：
鄙著《通义》，凡意见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幸足下与同志诸君为检先儒绪论，审有似此者否也？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于雷同剿说之愆，感荷非浅鲜矣。
[3]
这里说的“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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